重新翻开朱镕基的1999

【陈屹视线】导语

朱镕基走了。

一个时代的身影，也随之慢慢远去。

但有些人的离开，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声音消失。恰恰相反，时间越往后走，那些曾经说过的话，越值得重新拿出来听一遍。

1999年4月15日，70岁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站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讲台上。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

一边，是当时已经站在世界科技和知识金字塔尖端的MIT；另一边，是正在经历剧烈经济转型、准备加入WTO、急切希望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国。

朱镕基没有选择一篇四平八稳的外交辞令。

他甚至一开场就开起了玩笑。

他说，自己1947年在清华读书时，清华被称为“中国的MIT”；当年的教材很多都是从MIT“进口”的，当然，是中国自己翻印的——“至于是不是盗版，我不知道。”

台下笑声、掌声不断。

但笑声之后，真正重要的东西开始出现。

他谈中美贸易逆差，直接挑战美国当时流行的“中国威胁”叙事；他拿耐克、锐步、阿迪达斯的运动鞋举例，一层层拆解“Made in China”背后的全球产业链；他告诉美国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很多商品，真正属于中国的附加值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他甚至当着美国人的面问：

“难道你们只想向中国出口小麦和柑橘吗？”

这句话今天读来，依然有一种令人意外的锋利。

因为那时的中国，经济体量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中国还没有加入WTO，“中国制造”正在走向世界，而美国对中国究竟应该是“合作、竞争还是遏制”，其实已经开始出现越来越明显的争论。

朱镕基在MIT谈的，表面上是贸易逆差，实际上谈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进入世界？

他的答案非常清楚：

靠科技，靠教育，靠开放，靠国际竞争，也靠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

他说，中国最大的短板之一，是缺少优秀的管理人才；他说，最希望MIT帮助中国培养高层次管理人才；他说，中国需要引进先进技术、改善管理。

而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他又说了一句今天重新读来格外意味深长的话：

“中国不是美国潜在的对手，更不是美国的敌人。中国是美国值得信赖的朋友。”

当然，27年过去了。

世界早已不是1999年的世界。

中国加入了WTO，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深刻改变了全球供应链；互联网、人工智能、电动车、半导体等技术重新定义了国家竞争；而中美关系，也从当年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走到了今天更加复杂、更具竞争性的阶段。

因此，我们今天重新阅读朱镕基的这篇演讲，真正值得看的，并不是简单判断：

“当年的预言准不准？”

更值得看的，是那个时代的人究竟看到了什么，又没有看到什么。

历史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

一个人的讲话，可能只属于一个下午；但当时代发生巨大变化之后，旧话重新被打开，它往往会产生第二层、第三层意义。

1999年的朱镕基站在MIT讲台上，面对的是美国的教授、学生和公众；2026年的我们回头看，却仿佛是在听一个已经远去的时代，对今天说话。

那个时代相信开放可以带来更多合作，相信贸易可以让彼此更加依存，相信科技和教育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也相信中美两国最终可以找到共同利益。

这些话，有些已经被历史验证，有些正在接受历史检验，还有一些，则留下了值得今天继续追问的问题。

所以，纪念朱镕基，或许不只是怀念一位曾经叱咤中国经济改革的总理。

更重要的是：

重新听一听，他在27年前MIT讲台上究竟说了什么。

因为一个时代真正留下来的，不只是数字、政策和新闻。

还有一个人在历史转折处说过的话。

而时间，往往是检验这些话真正分量的最好尺子。

MIT 麻省理工学院

重新翻开朱镕基的1999

朱镕基总理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演讲实录

 

英文原文发表在MIT 1999年4月15日 官网上

【留美学子】翻译编辑整理

演讲和结束后的现场问答环节

朱镕基

韦斯特校长，各位女士、先生：

首先，我要从心底里感谢韦斯特校长邀请我来到麻省理工学院。

这给了我一个机会，能够见到这么多学识渊博的教授和学者，其中还有一些来自我的母校——清华大学，我的校友。

昨天我在纽约，我的好朋友基辛格博士对我说：

“你是第二个敢到MIT来演讲的人。”

当然，他说的是国家领导人。

说实话，我自己根本没有这个胆量，尤其是让我来做一场学术演讲。

不过，我1947年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清华当时被称为“中国的MIT”。

（掌声）

当时我学习的课程、使用的教科书，总的来说都是从MIT进口的。

当然，这些并不是从美国原版进口的，而是在中国翻印的复印本。

至于是不是盗版——

（笑声）

我不知道。

当时我就在想：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天来到MIT学习，甚至能够在这里拿到一个学位？

不过，韦斯特校长，请您千万不要误会。

我不是要您给我一个荣誉学位。

我可不想被人指责为“做了一笔政治交易”。

（笑声、掌声）

我真正希望的是，如果我能够得到一个学位，那应该是靠我自己的学习，通过考试，再通过论文答辩来取得。

可是，我现在已经70岁了。

我想，这辈子恐怕是做不到了。

所以，这辈子我大概是拿不到这个学位了。

我第一次来到波士顿是在1984年。

当时我在哈佛大学发表了演讲，也访问了哈佛商学院，并且和麦克阿瑟院长进行了交谈。

但是那一次，我没能访问MIT。

直到今天，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遗憾。

所以，这一次，如果我还不来MIT，那将会成为我一生的遗憾——

特别是因为，MIT办学的方式，以及你们的校训，对中国目前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对我们来说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尤其是从我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这个身份来看，我们清华经管学院和MIT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

因此，如果这次访问我还不来MIT，那就更加遗憾了。

所以，即使这次来MIT会被打得鼻青脸肿，我也一定要来。

（笑声、掌声）

我今天本来应该谈的主题是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经历了许多曲折，但是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这也是美国两大主要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支持的一项政策。

在中国，这项政策也一直得到三代领导人的坚持。

今天，即使中美关系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我仍然愿意来到这里，与美国人民谈一谈这些问题。

也让大家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我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希望来到这里，告诉大家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事实是什么，从而帮助双方形成共同的认识。

在中美关系中，有很多问题，我这次访问美国期间已经谈过无数次。

比如人权问题、1989年的政治风波、西藏问题、达赖喇嘛、TMD（战区导弹防御）、科索沃问题……

我想，你们听到这张清单恐怕已经厌烦了。

所以我不想再一遍又一遍地谈这些问题。

但是，我想谈一个你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中美贸易逆差。

我认为，这是美国社会很多方面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我本人也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些研究。

当然，和你们这里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们所做的研究相比，我的研究实在差得太远了。

那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但是，我还是想谈几点看法。

第一，中美贸易逆差的数字被大大夸大了

按照美国方面的统计，中美贸易逆差是 569亿美元。

按照中国方面的统计，则是 211亿美元。

两者相差非常大。

（笑声）

我不是想评论究竟哪个数字更加准确。

但是，我想引用一位美国学者的研究。

这位学者是斯坦福大学的劳伦斯·刘（Lawrence Lau）教授。

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

他的看法是：

这两个数字其实都不准确。

一个原因是，在计算进口额的时候，包括了运输成本和保险费用；而在计算出口额的时候，这些费用却没有包括进去。

与此同时，这些统计数字也没有充分考虑到：

中美贸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通过香港转口进行的。

而香港在这些商品中又增加了相当可观的附加值。

此外，中国的走私贸易也没有被纳入统计。

如果把这些因素全部考虑进去，进行修正，那么按照刘教授的估算，中美贸易逆差大约是 360亿美元。

因为美国对中国有大量的服务出口，中国也有大量的服务进口。

如果把这些因素扣除之后，逆差可能大约只有 300亿美元。

我现在并不是要评论这个估算到底准确不准确。

这个数字比美国统计的低，又比中国统计的高，所以我也不想对此做评论。

但是，我非常尊重这位学者所进行的大量研究。

他做了非常庞大的数据分析，而且有大量数据支持他的观点。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不要把这个贸易逆差看得太严重，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天大的问题。

人们总是在说，美国的贸易逆差总额不到2000亿美元。

这只相当于你们国民生产总值的2%左右，或者略高于2%。

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都很普遍。

加拿大的贸易逆差，多年来一直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从美国经济的整体情况来看，它实际上只是一个相当小的问题。

第二，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主要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总体来说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很低。

它们大多是消费品，也有一些资源密集型商品。

这些产品，如果放在15年前来看，你们早就已经停止生产了。

所以，这类进口产品实际上并没有和美国本土产业形成真正的竞争。

相反，这对你们调整经济结构是有好处的。

它帮助你们发展高科技产业。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能够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原因之一。

这些消费品，在美国根本找不到人愿意生产。

如果你们停止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而不得不从其他国家进口，那么美国普通消费者就必须支付更高的价格。

美国普通消费者可能要多支付 200亿美元。

（掌声）

这个数字并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

这是世界银行报告中的数字。

所以，我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做出的估算。

也就是说，如果1988年美国没有从中国进口这些商品，而是从其他地方进口，那么今天在座的各位消费者，当年购买这些商品时，都要付出更高的价格。

甚至，你们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可能都会高于实际水平。

第三，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有相当大一部分实际上是“加工贸易”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中，压倒性多数——比如说超过70%——属于 加工贸易。

所谓加工贸易，就是外国投资者，包括美国投资者，在中国建立企业或者合资企业，然后把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运到中国，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再重新出口。

这些原材料和零部件主要来自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

而真正由中国创造的附加值，其实非常小。

换句话说：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代表了上述国家和地区原本对美国出口的转移。

过去，美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消费品。

但是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他们把生产转移到了中国。

于是，这些产品就在中国生产，再出口到美国。

所以，你们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逆差下降了，而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增加了。

但是：

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并没有因此发生根本变化。

1987年，当时我担任中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我曾经专门对此做过研究。

我研究了耐克、锐步、阿迪达斯等运动鞋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情况。

这些工厂大多设在中国沿海省份，比如福建。

所以，我专门去了福建。

当时，福建生产这类运动鞋的工厂，大部分是台湾商人经营的。

每双运动鞋的出厂价大约是 20美元。

但是在美国市场上的零售价却是 120美元。

我发现，在这20美元中，中国工人得到的只有 2美元。

但是，这2美元足以维持两名中国工人的生活。

原材料中，有些来自日本，有些来自美国。

而鞋垫——这是鞋子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价值大约2美元。

这可能是一项来自美国的专利产品。

所以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这双鞋在美国卖120美元，在中国的出厂价是20美元，而中国工人只得到2美元。

但是，无论如何，这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因为它为中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那么现在情况怎么样？

最近，我接待了一位来自台湾的大型鞋业生产商。

据他说，他是全世界运动鞋销量最大的生产商之一，而他的所有产品都在中国生产。

我问他：

“你们现在的工厂和1987年相比怎么样？”

他说：

“几乎完全一样。”

这次我来到美国以后，还让我的秘书去芝加哥最近的百货商店，调查这些运动鞋的价格。

我发现，这些运动鞋的平均零售价大约在 80至120美元 之间。

可能比1987年的价格稍微低一点。

但是，如果你们看看鞋子的里面，就会发现：

它们几乎全都是中国制造。

在美国，你们找不到人愿意生产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

如果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价格会比从中国进口更加昂贵。

所以，中国是最适合生产这些产品的地方。

这对中国也有好处，因为它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但是，这些对美国的出口中，绝大部分价值实际上代表的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价值转移。

我非常赞同保罗·克鲁格曼教授的观点。

我经常读他的论文。

他有一篇文章说：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市场不开放，而是说明日本市场没有开放。

（掌声）

这次我在丹佛访问StorageTek。

主人告诉我，他们产品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件——读写磁头——是从中国进口的。

我看了以后说：

“你们这个读写磁头最有价值的部分，看起来明明是在美国制造的。”

读写技术实际上来自美国。

甚至你们产品所使用的钢材，也是从日本进口的。

在中国，我们只是负责组装。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读写磁头价值 1万美元，其中大约 8000美元 的价值是在美国创造的。

剩下的2000美元中，大约1000美元是从日本或者韩国进口的原材料。

所以，真正属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价值，实际上只有 1000美元。

克鲁格曼教授的结论是：

这种贸易逆差，如果从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综合来看，实际上存在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中国大部分——当时大约146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都拿去购买美国国债。

所以，这位教授认为：

中国的这种“双重顺差”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弱点。

对此，我同意你们的看法。

我们需要调整这种经济结构。

我讲了以上三点，只是想说明：

目前的中美贸易逆差，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我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改善贸易平衡。

中国会尽最大努力改善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

在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中，中国已经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让步。

我相信，这些让步对中国人民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是有好处的，对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中国市场竞争以及发展中国国民经济也是有好处的。

而且，这对WTO本身也有好处。

因为如果没有中国参加，WTO就不可能具有足够的代表性。

我认为，这些让步尤其符合美国的利益。

在华盛顿，我和美国副总统戈尔共同主持了第二届中美环境与发展论坛。

在开幕式上，我说，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已经认识到：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以及经济、环境和生态协调、和谐发展的重要性。

因此，中国现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规模，投入资金建设生态和环境基础设施。

如果中美能够在这些领域展开合作，美国愿意向中国转让相关技术，那么几年之后，美国就会拥有一个规模巨大的市场——

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市场。

我认为，这种合作将大大有助于改善两国之间的贸易平衡。

现在，很多美国人因为贸易逆差而对中国非常生气。

美国国内有很多关于贸易逆差的讨论。

我说：

也许几年以后，我们中国人会因为美国人不断谈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而对美国人感到生气。

（掌声）

不过我想补充说明：

我说的是中国人民，不是我本人。

我不会生气。

因为在我看来，只要我们能够引进先进技术、改善我们的管理，那么这样的贸易逆差实际上是一种 令人愉快的负担。

因为它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但是，这件事情不能完全取决于中国。

首先，美国应该真正做到自己所倡导的：自由贸易。

可是，美国目前对向中国出口存在非常严格的限制。

刚才韦斯特校长告诉我，你们都在研究宇宙的秘密。

我听到“秘密”这个词的时候非常害怕。

因为这个词让我想起了“间谍”。

（笑声、掌声）

现在美国对向中国出口有很多限制。

如果我们不是倒数第一，也一定是倒数第二。

比如，我们原本想发射一颗由休斯公司制造的卫星，却没有获得许可。

中国气象部门需要从美国购买计算机，也不允许出口给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改善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呢？

我想提醒大家：

去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机械和电子产品，只有 89亿美元。

而且，这些只是普通产品，并不是高科技产品。

相比之下，日本去年向中国出口的同类产品达到 151亿美元。

欧盟去年向中国出口的机械和电子产品达到 148亿美元。

所以我真的想问：

难道你们只想向中国出口小麦和柑橘吗？

好。

这次签署的SPS协议，已经为你们的小麦和柑橘进入中国打开了大门。

但是，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人难道只能靠吃柑橘和小麦生活吗？

（笑声）

当然，我们可以。

但是：

我们希望生活得更好。

我认为，我们非常有必要看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更要看到它的 战略重要性。

中国不是美国潜在的对手，更不是美国的敌人。

中国是美国值得信赖的朋友。

（掌声）

中国能够给美国带来什么威胁？

正如克林顿总统所说，美国拥有6000多枚核武器，而中国只有20到30枚。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这个数字的。

（笑声）

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枚核武器，更不知道确切的数字。

（掌声）

但是，我完全同意他的判断：

美国很多，中国很少。

中国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威胁。

我们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中国的人均GDP比美国低几十倍。

即使再过30年、40年或者50年，中美之间仍然会存在巨大的差距。

中国仍然会是美国最大的市场、最大的潜在市场。

中国会成为美国的伙伴，而不是对手。

所以，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两国应该努力建立一种：

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因为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我认为，这也得到了美国两党共同的支持。

我们可以回顾历史。

是共和党总统尼克松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而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则是在民主党总统卡特任内。

之后，共和党总统里根和布什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友好合作关系。

到了克林顿总统时期，这位民主党总统又与江泽民主席进行了非常成功的互访。

双方都表达了这样的决心：

两国将共同努力，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我认为，这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种关系对两国人民有利，对全世界人民有利，对国际合作有利，对世界和平也有利。

中国三代领导人——毛泽东主席、邓小平先生和现任的江泽民主席——一直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和推动这种关系。

我们相信，目前中美关系中的困难和一些问题，不过是中美友好合作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曲折。

我相信，这些困难和问题就像一片即将飘过的云。

乌云终将散去，灿烂的阳光终将照耀大地。

让我们共同为此努力。

（掌声）

在我们即将结束此次美国之行的时候，我想向克林顿总统以及美国政府的盛情款待表示衷心感谢。

也要感谢美国人民。

我们和美国国会议员进行了很多交流，大概已经见了30位左右的议员。

我们还与美国的新闻媒体人士一起吃早餐，与美国银行家一起吃午餐。

在美国街头，我们也和普通美国人进行了交谈。

通过这些接触和交流，我深深感受到：

中美友谊在两国人民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基础。

昨天，也就是昨天下午2点，克林顿总统给我打来电话。

我告诉他，我这次访问美国以来的感受。

他说：

“我有同样的感觉。”

我认为，美国人民支持中美友谊，也支持中国早日加入WTO。

所以，在即将离开美国之际，我再次向在座的各位表示衷心感谢。

也向波士顿人民——

（掌声）

向马萨诸塞州人民，

以及全体美国人民，

对我们的热烈欢迎表示感谢。

（掌声）

非常感谢大家。

（长时间掌声）

MIT校长韦斯特主持现场问答

韦斯特：

虽然朱镕基总理说，他现在太忙了，没有时间完成在MIT的课程学习，但他已经非常慷慨地同意现在就接受他的口试。

（笑声）

认真地说，朱总理现在愿意回答现场观众的几个问题。

我只希望大家提问的时候尽可能做到简明、准确、迅速，这样我们既可以处理翻译，也可以让总理在有限的时间里回答尽可能多的问题。

第一个麦克风在后面，请。

第一个问题：关于许闻立

提问者（中文）：

我代表许闻立先生的女儿提问。

为什么许闻立先生因为从事和平活动而被监禁？这些活动并没有违反中国宪法中的任何条款。

他的被监禁完全违背了《世界人权宣言》以及联合国的各项公约。

去年12月21日，在经过三个半小时的审判之后，他被判处13年监禁。

我的问题是：

您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这种独裁统治，并释放许闻立先生？

朱镕基：

关于中国的人权问题，我已经在美国多次谈过。

事实上，我谈得太多了，嘴上都快起泡了。

（笑声）

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一天比一天改善。

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中国人民今天所享有的人权程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当然，我们承认自己仍然存在不足。

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些不足。

目前，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修改中国宪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正在研究增加一项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依法治理的国家。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建设一个 法治国家。

这正是我们目前正在努力做的事情。

至于具体的个人案件，我认为今天不是我讨论具体细节的时候和地方。

第二个问题：科教兴国与留学生回国

提问者（中文）：

朱总理，我代表在这里学习的清华大学校友欢迎您的到来。

我们都祝贺您此次美国访问取得成功。

我有两个问题。

您刚才提到，中国现在的基本国策之一，是通过科技和教育振兴国家。

那么，您认为目前落实这一政策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中国政府准备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自己，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您认为中国未来会重点发展哪些领域？

政府目前有什么政策，鼓励正在海外学习的学生回到中国工作？

朱镕基

非常感谢你们的美好祝愿。

我也借此机会向清华校友以及所有正在MIT学习的中国学生和学者，表达我热烈的问候。

我曾经在两个不同的场合宣布：

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的一项优先政策。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过去两年我们在这方面投入的资金，其规模和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当然，我现在没有时间详细说明这些资金具体投向了哪些领域。

但是我认为，科教兴国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教育。

当然，基础教育非常重要。

但是除了基础教育之外，我认为教育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那就是：

专业教育，特别是管理教育。

目前，中国非常缺乏优秀的管理人才。

在我们的国有企业中，绝大多数CEO和总会计师都缺乏必要的专业资格。

所以，我刚才和韦斯特校长说：

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MIT能够帮助中国培养高层次的管理人才。

目前，我们还正在与毕马威（Peat Marwick）和安达信（Arthur Andersen）合作，在中国建立三个会计培训中心。

这些将成为全国性的会计学院。

第一所已经建立起来了：

就在清华大学。

现在它已经开始逐渐成形，很快就会开设第一批课程。

问题是：

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院长。

所以，如果在座有人愿意担任这个职务，请和我联系。

（笑声）

我用英语向大家保证：

我会给你和你现在在这里拿到的一样的薪水。

（掌声）

我还想补充一点：

我们的证券领域同样缺乏合格的人才。

所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现在已经聘请香港的梁先生（Ronald Leung）担任我们的第一位顾问。

在他的建议下，我正在邀请台湾和香港的优秀人才加入中国证监会。

我给这些人的待遇，将与他们加入证监会之前所获得的待遇相当。

最后一个问题：男女平等

韦斯特

我们还有时间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让我请中间这位——波特教授。

MIT教授玛丽·波特：

阁下，MIT最近讨论了一个问题：

男女教授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平等。

（掌声）

我的问题是：

中国正在采取什么措施，确保女孩和女性能够平等地发挥她们的才华和能力？

（掌声）

朱镕基

谢谢。

我非常赞成男女平等。

虽然纵观中国历史，中国一直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

但是，我们有许多群众组织，它们的使命就是保护和维护妇女和儿童的权益。

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这次代表团中就有一位非常杰出的中国女性——吴仪女士。

她是国务院国务委员。

吴仪女士在这次中国加入WTO的谈判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我知道，很多美国人对“国务委员”这个词有点困惑，不太清楚这个职务究竟是什么。

所以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

她实际上就是副总理。

（笑声、掌声）

但是中国人非常讲究礼仪和级别。

“国务委员”这个职务的级别排在副总理之后。

不过，在这一轮谈判中，

她是总理，我是副总理。

（笑声、掌声）

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在家里，

我完全是我太太的听话仆人。

（笑声）

我口袋里连一分钱都没有。

所有的钱都交给她。

（掌声、笑声）

韦斯特

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暂时留在座位上，等主席台上的嘉宾离场。

不过，在此之前，请大家再次与我一起向朱镕基总理表示感谢。

（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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